第61章 大清洗

上一回咱们讲到，斯大林这位“钢铁之人”，靠着五年计划的“胡萝卜加大棒”，硬是把一个农业国苏联，在短短十几年内，强行拖上了工业化的快车道。工厂的烟囱是冒烟了，坦克飞机也造出来了，可这代价，也是血淋淋的。饿殍遍野的大饥荒，以及在建设工地上累死的无数劳工，都成了斯大林工业化丰碑下那不忍卒睹的基座。然而，对于斯大林来说，光是经济上的“改革”还不够。他心里明镜儿似的，党内那些曾经跟他掰过手腕的“老家伙们”（托洛茨基、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、布哈林等等），虽然现在都被他打翻在地，有的流亡海外，有的俯首称臣，但他们的思想还在，他们的影响还在，保不齐哪天就死灰复燃，给他捅娄子。还有那些在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，因为政策太激进、手段太粗暴而心怀不满的地方干部、知识分子、甚至普通老百姓，这些人也是潜在的“不稳定因素”。

于是，一场以“肃清叛徒、间谍、破坏分子”为名，实则旨在巩固斯大林个人独裁、对整个苏联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残酷整肃的政治运动，就像一场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，开始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酝酿。

正当斯大林还在琢磨着怎么把这“大扫除”搞得“名正言顺”、“深入人心”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，如同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，正好砸在了他最需要的那根导火索上。

1934年12月1日，一个寒冷的冬日。列宁格勒（就是之前的彼得格勒，现在的圣彼得堡），斯莫尔尼宫，这个曾经见证了十月革命炮火的地方，发生了一起震惊苏联的血案。

时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、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谢尔盖·米罗诺维奇·基洛夫，在他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走廊里，被人近距离开枪射杀，当场毙命！

基洛夫这个人，在当时的苏联政坛上，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他年轻有为，精力充沛，口才出众，在党内（尤其是在列宁格勒这个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）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威望。在1934年初召开的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（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为“胜利者的大会”，讽刺的是，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后来都被清洗了）上，基洛夫在选举中央委员时获得的赞成票，甚至比斯大林本人还要多（当然，官方计票结果肯定不会这么显示）。这事儿，虽然只是党内高层的一些传闻，但足以让多疑的斯大林对他心生警惕和不满。

基洛夫的遇刺，至今仍然是苏联历史上的一大谜案。凶手是一个名叫列昂尼德·尼古拉耶夫的失业青年，他当场被捕。官方的调查结论是，这是一起由托洛茨基、季诺维也夫等“反党集团”在幕后策划的、旨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谋杀。

但这个结论，疑点重重，漏洞百出。很多人（包括后世的历史学家）都怀疑，这起刺杀案的背后，很可能就有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（nkvd，克格勃的前身）的影子。他们可能利用了尼古拉耶夫的个人不满和精神不稳定，巧妙地引导甚至直接操纵了他，目的就是除掉基洛夫这个潜在的政治对手，并以此为借口，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。

当然，这些都只是猜测，缺乏直接的、确凿的证据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斯大林极其迅速、也极其“巧妙”地利用了基洛夫之死这个突发事件，把它变成了一把指向所有“潜在敌人”的利剑。

基洛夫遇刺的当天晚上，斯大林就亲自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“调查案情”。紧接着，他力排众议，强行通过了一项被称为“一二一法令”（即12月1日法令）的紧急法令。该法令规定：对从事恐怖活动和组织恐怖活动的案件，侦查时间不得超过十天；审判可以不通知被告和辩护律师；判决（主要是死刑）不得上诉，并应在判决后立即执行！

这“一二一法令”，简直就是一把尚方宝剑，赋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机关无限的权力，可以不经正常法律程序，随意逮捕、审判和处决所谓的“人民公敌”。大清洗的法律闸门，就这样被斯大林亲手打开了。

紧接着，斯大林发表讲话，声泪俱下地悼念“亲爱的朋友和战友基洛夫同志”，并义正辞严地宣称，基洛夫的鲜血决不能白流！党和国家机关内部，潜伏着大量的叛徒、间谍、破坏分子和“托洛茨基-季诺维也夫匪帮”的余孽！他们亡我之心不死，时刻准备颠覆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政权！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、最无情的措施，把这些隐藏的敌人统统挖出来，彻底消灭干净！

一场席卷整个苏联、持续数年之久、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政治高压时期——历史上臭名昭着的“大清洗”（俄语：Бoлbwarчnctka，有时也译作“大恐怖”），就这样，在基洛夫遇刺的枪声中，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大清洗的屠刀，首先砍向的，就是那些曾经与列宁并肩战斗、但在斯大林看来已经“过时”或者“不可靠”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。斯大林要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、公开的“审判秀”，不仅在肉体上消灭他们，更要在政治上搞臭他们，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从而彻底巩固自己作为列宁唯一合法继承人和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。

从1936年到1938年，莫斯科接连上演了三场震惊世界的“世纪大审判”，史称“莫斯科审判”或“公开肃反表演性审判”。这些审判，与其说是严肃的司法程序，不如说是一场场由斯大林亲自编剧、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导演、被告们被迫“配合演出”的政治闹剧。

第一次莫斯科审判(1936年8月)：

被告席上，站着的是曾经在党内呼风唤雨、与斯大林组成过“三驾马车”的格里戈季·季诺维也夫和列夫·加米涅夫，以及其他十几名所谓的“托洛茨基-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心”的成员。

指控他们的罪名，耸人听闻：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对基洛夫的暗杀；与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勾结，密谋暗杀斯大林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；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，复辟资本主义！

在法庭上，这些曾经的革命领袖，在经历了数月的秘密关押、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之后，一个个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样，面如死灰，目光呆滞。他们“痛哭流涕”地“承认”了检察官指控他们的所有罪行（哪怕这些罪行是如此的荒诞不经，漏洞百出），甚至还互相“揭发”、“撕咬”，争先恐后地往自己和昔日战友身上泼脏水，仿佛只有通过最彻底的“自我毁灭”，才能换取一丝丝（根本不存在的）宽恕。

整个审判过程，通过广播向全国直播，通过报纸大肆宣传。苏联人民（以及全世界）都“亲眼目睹”、“亲耳聆听”了这些“人民公敌”的“滔天罪行”和“无耻忏悔”。

最终结果毫无悬念：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等所有主要被告，都被判处死刑，并被立即执行枪决！

第二次莫斯科审判(1937年1月)：

这次审判的对象，主要是所谓的“平行反苏托洛茨基中心”的成员，包括格奥尔基·皮达可夫（曾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）、卡尔·拉狄克（着名理论家和记者）等一批在经济和外交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