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离烟雨 作品

第169章 行动目标:希特勒

上一回我们讲到,诺曼底战役,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血腥搏杀后,以法莱斯口袋的关闭和德军b集团军群的覆灭而告终。盟军,终于在法国的土地上,站稳了脚跟,并像一把烧红的尖刀,捅开了通往巴黎和德国本土的大门。德军的西线,已经是一片摇摇欲坠的、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

然而,就在盟军高歌猛进、准备将纳粹德国送进坟墓的时候,在德国内部,一场更为惊心动魄、更为隐秘的战争,也达到了它最后的、决定性的高潮。

这场战争的主角,不是盟军,而是一群德国人自己。他们的目标,不是盟军的坦克,而是他们自己的元首——阿道夫·希特勒。

现在,让我们把视线,从诺曼底的前线,暂时拉回到德国内部那阴云密布的政治心脏。因为在这里,一场旨在刺杀希特勒、推翻纳粹政权的惊天密谋,即将上演。

要说清希特勒为什么会被刺杀,咱们得先掰扯一个底层逻辑: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上台,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人去死心塌地地效忠他。关键,在于他做的事情,能不能服众。

希特勒这个人在1940年,德军横扫西欧、占领巴黎之后,其个人声望,在德国内部,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时刻。那个时候,就算你再看不惯他,再觉得他是个疯子,可人家就是把事儿干成了,把德国从一战的屈辱中,重新拉回了欧洲之巅。在这种情况下,那些反对他的人,也只能把嘴闭上,没什么好说的。

可如果……他没干成呢?

尤其是“巴巴罗萨”行动之后,德军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,撞得头破血流。斯大林格勒的惨败,北非的溃退,诺曼底的登陆……眼看着整个德意志,都要被这个疯子,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个时候,那些曾经沉默的、甚至支持过他的人,就开始动心思了。

可问题是,当时的希特勒,早已不是什么民选总理了。他是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独裁者,是一个被神话了的、至高无上的“元首”。既然合法的途径,不可能让他下台,那么,剩下的选择,就只有一个了——用一些非常的、极端的手段,把他从物理上,消灭掉。

说起来,希特勒的上台,本身就不是什么民心所向、众望所归。他的掌权之路,充满了各种政治上的算计、妥协和历史的巧合。咱们简单回顾一下,他是怎么爬上那个位置的。

故事,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说起。当时的大萧条,像一场瘟疫,席卷了整个世界,德国,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经济崩溃,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,整个社会,都笼罩在一种绝望和愤怒的氛围中。

而德国当时的政府——魏玛共和国,这个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,正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国会里,大大小小的政党林立,像个菜市场一样,天天吵架,谁也无法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,导致政治彻底瘫痪。整个社会,在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主义的撕裂中,日益两极分化。老百姓对“民主”这个词,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。

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氛围中,希特勒的纳粹党,找到了机会。在1923年,他搞过一次暴力的“啤酒馆政变”,想学墨索里尼,结果失败了,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。出狱后,他学聪明了,改变了策略,转而寻求通过选举,“合法地”掌握权力。

纳粹党利用德国民众对《凡尔赛条约》的屈辱感、对经济萧条的恐惧,以及对政治僵局的厌倦,承诺要恢复德国的强大,要给每个家庭提供就业和面包。这些简单粗暴的口号,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。

然而,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、但经常被忽略的事实:在任何一次自由选举中,纳粹党,从未获得过绝对多数的选票。它的支持率,在1932年7月的那次选举中,达到了37%的顶峰。但即便如此,仍然有超过60%的德国选民,没有把票投给他们。

所以,希特勒,并非是由人民“选上”的独裁者。

他权力的最终获得,源于一场致命的、在幕后进行的政治交易。

1933年1月30日,年迈的、已经有些糊涂的魏玛共和国总统,保罗·冯·兴登堡元帅,在一群保守派精英(比如前总理弗朗茨·冯·帕彭)的怂恿下,正式任命希特勒,为德国总理。

这群保守派的政客,天真地以为,他们可以利用希特勒在民间的声望,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议程。他们甚至还自信地认为,自己完全能够“控制”住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下士。帕彭甚至私下对朋友说:“别担心,我们已经把他‘框’住了。”

然而,他们框住的,不是一只猫,而是一头猛虎。

上任之后,希特勒立刻开始了他瓦解民主制度的行动。1933年2月27日,德国国会大厦,离奇地起火。这起至今仍存有争议的“国会纵火案”,成了希特勒完美的借口。他以此为由,宣称是共产党人要发动暴乱,并说服兴登堡总统,签署了《国会纵火法令》。该法令,中止了宪法所保障的几乎所有公民自由,为纳粹建立一个警察国家,铺平了道路。

紧接着,在1933年3月23日,希特勒向国会,提交了着名的《授权法》。该法案,将允许他的政府,在未来四年内,无需国会批准,即可自行立法。这无异于,让国会自己投票,宣布自己死亡。

为了确保法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,希特勒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。此时,所有共产党的国会议员,早已被逮捕或流亡。纳粹的冲锋队,在会场内外,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、肃杀的气氛,恐吓着其他党派的议员。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,并通过向天主教中央党,作出一些保护教会利益的虚假承诺,希特勒最终,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。

在所有的党派中,只有勇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,全体投了反对票。

《授权法》的通过,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正式死亡。希特勒,利用了民主的程序,合法地,终结了民主。

这种“合法革命”的悖论,为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,奠定了基调。也为日后那些密谋反抗他的人,制造了一个深刻的、痛苦的道德困境: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,他们将不得不打破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法律,刺杀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元首。

与纳粹的宣传机器所描绘的那种,全民狂热、万众一心的景象完全相反,在第三帝国的铁幕之下,反抗的暗流,从未停息过。

这些抵抗,并非是一个统一的、有组织的运动。它更像是一片由动机各异、组织分散的团体和个人所组成的、复杂的光谱。其性质,也从最初的意识形态斗争,逐渐演变为一场德国内部精英阶层的良知危机。

最初的敌人:左翼的抵抗

纳粹上台后,最先遭到残酷镇压的,是他们的政治死敌:德国共产党(kpd)和德国社会民主党(spd)。他们的组织,被迅速取缔,成员被大规模地逮捕,并成为了第一批被送往达豪等集中营的囚犯。

然而,镇压,并未完全扑灭反抗的火焰。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根基深厚的共产党,迅速转入了地下。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秘密网络,尤其是在柏林等工业中心。这些地下组织,冒着被盖世太保抓捕和处决的巨大风险,偷偷地印发传单,传播反纳粹的信息,试图在工人阶级中,维持抵抗的火种。但这种抵抗,代价是极其高昂的。盖世太保的无情追捕,使得这些网络,像韭菜一样,被一茬又一茬地割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