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6章 。严嵩坏人(第2页)

我接着问：“了解了他的早年经历，那严嵩后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贪腐的呢？”

大师神情变得严肃：“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的制度性问题了。先说明代的俸禄体系，洪武二十五年定制，正一品月俸87石，递减到从九品就只有5石。实际购买力换算一下，首辅的月俸也就值白银44两，因为当时1石米约等于0.5两白银。严嵩任礼部尚书的时候，1538年，他单次接待琉球使团的开销就需要300两，这远远超过了他一年的俸禄。”

我惊讶道：“这样看来，俸禄确实难以维持官员的正常社交和公务开销。”

大师继续说：“没错，这还只是一方面。到了嘉隆万时期，财政出现了异化。嘉靖朝太仓银岁入从200万两增至500万两，可皇帝热衷于斋醮，每年耗费120万两。严嵩为了迎合皇帝，也为了自身利益，发明了‘羡余’制度，就是地方要向中枢输送正税之外的‘孝敬’，这就形成了系统性的分赃机制。1562年抄家时，清单显示他藏银200万两，这相当于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，可见其贪腐程度之深。”

我不禁感叹：“制度的缺陷和财政的混乱，确实给了严嵩贪腐的土壤。那从权力异化的角度，又该如何理解严嵩的行为呢？”

大师目光深邃，说道：“这要从嘉靖帝的统治说起。嘉靖帝20年不上朝，通过‘票拟 - 批红’体系操控朝政。严嵩抓住机会，创造了‘青词政治’，把宗教仪式变成了权力通道。内阁首辅在这种情况下，实质上成了皇权的白手套，自然就有了寻租空间。”

我追问道：“除了皇权的因素，还有其他方面导致权力异化吗？”

大师回答：“当然，士大夫集团的结构性溃败也是重要原因。16世纪的科举制造就的官僚体系出现了‘逆淘汰’现象。像正直官员杨继盛，年俸连基本的养廉都不够；而攀附严党的人，只要花‘买官银’，比如知府5千两，就能快速晋升。1550年庚戌之变时，兵部尚书丁汝夔因为隶属严党，不敢调兵，这就充分暴露了军事系统的腐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