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6章 汉纪三十九 肃宗孝章皇帝下(第2页)

这一年，班超征发于窴等国的军队，总共二万五千人，攻打莎车。龟兹王征发温宿、姑墨、尉头的军队，共计五万人，前去救援莎车。班超召集将领校尉以及于窴王商议说：“现在我们兵力少，敌不过他们，不如各自散去。于窴军队从此处向东撤，我也从这里向西返回，等到夜里听到鼓声就出发。”然后班超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守，故意让他们逃走报信。龟兹王得知这个消息，十分高兴，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西边边界拦截班超，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在东边边界截击于窴军队。班超得知这两路敌军已经出动，秘密召集各部整顿兵马。鸡鸣时分，迅速奔赴莎车军营。胡兵惊慌大乱，四处奔逃，班超军队追击斩杀五千多人；莎车于是投降，龟兹等国的军队也因此各自撤退散去。从此，班超威震西域。

评论

章和元年的历史记载，呈现了东汉中期在边疆治理、礼制建设、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复杂矛盾与应对逻辑。

边疆治理的“信用危机”：从“以诈制诈”到“失信反噬”

烧当羌问题的升级，集中暴露了边疆治理中“信用崩塌”的严重后果。护羌校尉傅育试图“募人斗诸羌”，以矛盾制矛盾，却因羌胡不从引发复叛；其继任者张纡更以“毒酒诱杀”手段屠灭羌人酋豪，虽一时报复了傅育之死，却彻底撕毁了汉羌之间的信任纽带。迷吾之子迷唐率部据险反叛、种众炽盛，正是这种“背信弃义”的直接反噬。

这一事件揭示：边疆治理的核心是“立信”而非“立威”。张纡的“诈降诱杀”看似“高效平叛”，实则将局部冲突升级为族群仇恨，为后世埋下更大隐患。对比此前张纡释放号吾以平息叛乱的灵活策略，可见短期暴力或许能换来一时震慑，但长远来看，“言而有信”才是维系边疆稳定的根基——这对当代处理民族关系、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构建，仍具警示价值。

“祥瑞”争议背后的政治清醒：何敞的“危言”与官僚的“失语”

面对“嘉瑞数百千”的舆论狂欢，太尉掾何敞独指“异乌翔、怪草生”的异常，直言“瑞应依德而至，灾异缘政而生”，打破了对“祥瑞”的盲目迷信。这种对“政绩泡沫”的清醒认知，与宋由、袁安的“惧不敢答”形成鲜明对比，折射出官僚体系中“敢言者少、附和者多”的困境。

何敞的视角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：治国者应关注“政”而非“瑞”。祥瑞不过是表象，民生疾苦、吏治清明才是根本。章帝虽未苛责何敞，却也未采纳其警示，反映出帝王对“天命所归”符号的天然依赖。这种对“政治正确”的盲从，往往会掩盖真实问题——这对当代如何避免“数据造假”“政绩工程”，保持对“表象繁荣”的警惕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礼制建设的“独断”与“妥协”：曹褒制礼的困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