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9章 汉纪三十九 汉孝和皇帝上(第2页)

窦宪曾经派自己的门生带着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，有事情请他帮忙，郅寿立刻把这个门生送到诏狱。郅寿前后多次上书，陈述窦宪骄横放纵的行为，引用王莽的例子来告诫国家；又趁着朝会的时候，指责讥讽窦宪等人讨伐匈奴、修建府邸的事，声音严厉，神色庄重，言辞旨意非常恳切。窦宪很生气，诬陷郅寿购买公田、诽谤朝廷，把他交给官吏处置，判处死刑。何敞上疏说：“郅寿是参与机密事务的亲近大臣，纠正补救朝政是他的职责，如果他心怀沉默不说话，那他的罪确实该杀。如今郅寿不顾众人意见，坚持正确的主张，是为了使宗庙安宁，难道是为了他个人吗！我之所以冒死直言，不是为了郅寿。忠臣尽忠守节，把死当作归宿；我虽然不了解郅寿，但估计他会心甘情愿。我实在不希望圣明的朝廷施行诛杀诽谤者的刑罚，从而损害安宁祥和的教化，堵塞忠诚正直的言论，留下无穷的讥讽。我何敞错误地参与机密事务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罪名明确，应当被关进牢狱，在郅寿之前死去，死一万次都不够。”奏书呈上后，郅寿得以免除死刑，改判流放合浦，还没出发，就自杀了。郅寿是郅恽的儿子。

评论

永元元年的史事，集中展现了东汉中期朝堂权力失衡与边疆治理的鲜明对比。

边疆治理的“恩威之辨”：邓训的成功范式

邓训对迷唐的军事打击与后续安抚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边疆治理策略。他先以“缝革为船”的奇袭大破迷唐，彻底摧毁其势力基础，再通过“绥接归附、罢屯兵、置弛刑徒屯田”等举措，以最小成本巩固成果。这种“先威后恩”的模式，既展现了对叛乱势力的强硬，又以安抚政策瓦解敌对阵营，最终实现“威信大行”。

邓训的成功，关键在于打破了张纡“欺诈诱杀”的恶性循环，用“恩信”重建与羌胡的信任。他释放的信号清晰而坚定：对抗者必遭打击，归附者可得安宁。这种“赏罚分明”的治理逻辑，远比单纯的武力镇压或无原则妥协更有效，为后世边疆治理提供了“以实力为基础、以信任为纽带”的经典范例。

朝堂抗争的悲壮与无力：外戚专权下的纲纪崩坏

窦宪北伐匈奴的决策，遭到三公九卿集体反对，袁安、任隗“免冠固争十上”，鲁恭、何敞等以“天心民志”“国计民生”力谏，却被太后一概无视。这场抗争的悲壮之处在于：反对者并非否定边疆安全，而是质疑“无故劳师”的动机——北伐本质是窦宪“赎罪固权”的私人工具，却被包装成“国家利益”。

更令人痛心的是郅寿的结局：他拒绝窦宪请托、直言其“骄恣类王莽”，反遭诬陷致死。这揭示了外戚专权的核心危害——权力凌驾于法律与道义之上。当“私怨”可左右国法，“谏言”被视为“诽谤”，官僚体系的纠错功能彻底失效，朝堂沦为权贵的游乐场。宋由“不敢复署议”的退缩，则暴露了多数官员在强权面前的妥协，加速了纲纪的崩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