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4章 汉纪五十一 孝献皇帝甲(第2页)

董卓征召京兆尹盖勋为议郎，当时左将军皇甫嵩率领三万军队驻扎在扶风。盖勋秘密和皇甫嵩商量讨伐董卓。正好董卓也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，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劝皇甫嵩说：“董卓在京城烧杀抢掠，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，现在征召将军您，往严重了说有生命危险，往轻了说也会被困辱。现在趁董卓还在洛阳，天子往西来，您率领军队去迎接天子，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，再向各路将领征兵，袁绍在东边逼迫董卓，您在西边夹击，一定能抓住他！”皇甫嵩没有听从，还是接受了征召。盖勋因为自己兵力薄弱，无法单独行动，也回到了京城。董卓任命盖勋为直骑校尉。河南尹朱俊向董卓陈述军事策略，董卓打断他说：“我百战百胜，心里早就有主意了，你别乱讲，小心弄脏我的刀！”盖勋说：“以前武丁那么圣明，还寻求别人的劝诫，像你这样的，难道还想堵住别人的嘴吗？”董卓这才表示歉意。

董卓派兵到阳城，正好赶上老百姓在社庙集会，就把他们全杀了，抢了他们的车辆物资，掳走妇女，把人头系在车辕上，一路唱歌呼喊着回到洛阳，说是攻打贼人获得了大胜。董卓把那些人头焚烧了，把掳来的妇女赏给士兵做婢妾。

丁亥日，皇帝的车驾往西迁移。董卓把那些富户都抓起来，找个罪名就杀了，没收他们的财物，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。他把剩下的几百万老百姓全都赶到长安。这些人被步兵和骑兵驱赶着，相互踩踏，再加上饥饿和被抢劫，路上堆满了尸体。董卓自己留在毕圭苑驻扎，把宫殿、庙宇、官府和民宅都烧了，二百里内，房屋全被烧光，连鸡狗都不剩。他还让吕布挖掘各个皇帝的陵墓以及公卿以下官员的坟墓，搜刮里面的珍宝。董卓抓到函谷关以东联军的士兵后，用十几匹涂满猪油的布缠在他们身上，然后点火焚烧，从脚开始烧起。

三月乙巳日，皇帝的车驾进入长安，住在京兆府的官舍里，后来才逐渐修缮宫殿搬进去住。当时董卓还没到长安，朝廷大小事务都交给王允处理。王允表面上和董卓周旋，实际上暗中为王室谋划，很有大臣的风度，从皇帝到朝中大臣都倚重他。王允假意迎合董卓，董卓也很信任他。

因为袁绍起兵的缘故，戊午日，董卓杀了太傅袁隗、太仆袁基，以及袁家上下五十多口人。

评论

初平元年的历史，是东汉王朝彻底沦为军阀博弈舞台的开端。关东联军讨董与董卓迁都长安的激烈碰撞，不仅撕开了“汉祚延续”的最后面纱，更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分裂割据的基本格局。从现代视角看，这段历史充满了权力重构的残酷逻辑与时代转折的深刻隐喻：

关东联军：正义旗帜下的利益博弈

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起兵，看似是“兴复汉室”的义举，实则是地方势力借“讨卓”之名进行的权力洗牌：

联盟的松散性：各路诸侯“屯河内”“屯酸枣”“屯鲁阳”，看似声势浩大，实则“尊卑无序”“各棋峙以观成败”（郑泰语）。袁绍虽被推为盟主，却无法统一调度——韩馥“留邺给军粮”时心怀犹豫，曹操率孤军追击董卓反遭惨败，暴露了联盟“同床异梦”的本质：没人真正关心“救驾”，只在乎借机扩张势力。

野心的早期显露：鲍信对曹操说“能拨乱反正者，君也”，并非单纯的推崇，而是看透了袁绍“虽强必毙”的门阀局限性，预示着“英雄不问出处”的新时代到来。曹操此时虽实力薄弱，却已展现出与诸侯不同的格局——他是唯一真正试图与董卓正面交锋的力量，这种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行动，为其日后崛起积累了道义资本。

门阀与草莽的分野：袁绍、袁术凭借“四世三公”的家族声望占据主导，而曹操、鲍信等非顶级门阀则需靠战功突围。这种差异决定了联盟的脆弱性：当董卓西迁后，联军迅速陷入内斗（刘岱杀桥瑁、袁绍夺韩馥冀州），“讨卓”的正义旗帜很快沦为权力争夺的遮羞布。

董卓迁都：毁灭式统治的极致

董卓的“迁都长安”决策，是其“以暴治天下”逻辑的巅峰，也彻底摧毁了东汉的统治根基：

用恐怖维系权威：为消除反对声音，董卓先杀弘农王（少帝），再诛伍琼、周毖，逼退杨彪、黄琬，甚至对劝谏的盖勋、朱俊露出杀机（“且污我刀”）。这种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统治，虽暂时压制了朝堂反抗，却将所有士大夫推向对立面——恐怖能让人屈服，却无法让人认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