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1章 汉纪四十七 孝桓皇帝中(第2页)

十一月壬子日，黄门北寺着火。

陈蕃多次向皇帝说李膺、冯绲、刘佑被冤枉了，请求皇帝原谅他们，给他们升官。他反复进言，言辞诚恳，甚至流下眼泪，但皇帝就是不听。应奉也上奏说：“忠诚贤能的武将，是国家的栋梁。我看到左校署服劳役的冯绲、刘佑、李膺等人，他们检举惩处奸臣，依法行事；陛下却不听调查，轻信诬陷他们的话，让忠臣和大恶人受到同样的惩罚，从春天到冬天，都不赦免他们，远近的人看到听到，都为他们叹息。治理国家的关键，是记住功劳，忘掉过错；所以汉武帝从刑徒中启用韩安国，汉宣帝从逃亡者中征召张敞。冯绲之前讨伐蛮荆，功劳和尹吉甫相当；刘佑多次监督部门，有不畏强权的气节；李膺在幽州、并州树立威名，在度辽将军任上留下好名声。现在边境动荡不安，国家的军队还没有振作起来，请求陛下原谅李膺等人，以防不测。”奏章呈上后，皇帝才赦免了他们的刑罚。过了很久，李膺又被任命为司隶校尉。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令，贪婪残暴，无恶不作，他害怕李膺的威严，逃回京城，藏在哥哥家的夹墙里。李膺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后，率领官兵砸开夹墙抓住张朔，送到洛阳监狱，问完口供后，就把他杀了。张让向皇帝哭诉喊冤，皇帝召见李膺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先请示就杀了人。李膺回答说：“以前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七天就杀了少正卯。我到任已经十天了，私下里担心因为拖延而犯错，没想到却犯了处置太快的罪。我知道自己可能有罪，死也不逃避，只请求陛下给我五天时间，我一定消灭首恶，然后再受死刑，这是我平生的愿望。”皇帝没再说话，转头对张让说：“这是你弟弟的罪过，司隶校尉有什么错！”就让张让出去了。从这以后，那些黄门、常侍们都小心翼翼，连休假都不敢出宫。皇帝觉得奇怪，问他们原因，他们都磕头哭着说：“害怕李校尉。”当时朝廷一天天混乱，法纪松弛，而李膺却坚守自己的原则，声名很高，读书人要是能得到他的接待，就好像鲤鱼跳过龙门一样荣耀。

朝廷征召东海相刘宽为尚书令。刘宽是刘崎的儿子，曾经治理过三个郡，他温和仁爱，很宽容，即使遇到紧急情况，也从来不大声说话、发脾气。官吏和百姓犯了错，他只用蒲草做的鞭子象征性地惩罚一下，只是为了表示羞辱，不会真的让他们吃苦头。每次见到老人，他就用关心农事的话安慰他们；见到年轻人，就用孝顺友爱之类的道理勉励他们，人们都很高兴，也受到了教化。

评论

这段史料聚焦东汉末年的治乱交锋与人性抉择，既展现了危局中坚守者的风骨，也暴露了权力体系的深层病灶，字里行间藏着足以穿透时空的治理启示与人性思考。

守土者的抉择：从“弃城”到“死战”的镜像对照

任胤与陈球的不同选择，恰是乱世中官员操守的试金石。桂阳太守任胤面对叛军“弃城走”，将“分国虎符”的使命抛诸脑后；而零陵太守陈球则以“岂顾妻孥而沮国威”的怒吼，在“编木为城”的劣势下死守——他用“弦大木为弩、反决水淹贼”的智慧，将地理劣势转化为防御优势，硬是撑到援军到来。两人结局天差地别：任胤“弃市”，陈球留名，印证了“守土有责”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与城池共存亡的担当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度尚与张磐的纠纷。度尚为逃避责任“伪上言”构陷张磐，而张磐宁肯“埋骨牢槛”也要“面对曲直”，一句“法有是非，磐实不辜”道破了对程序正义的坚守。在“大赦”可轻易豁免罪责的时代，他拒绝“苟免”的选择，比胜诉本身更有力量——这是对“权力可以践踏真相”的无声反抗，也是士大夫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的气节体现。

士大夫的锋芒：以“破柱取奸”对抗“纲纪颓弛”

李膺“破柱取朔”的壮举，堪称东汉版“扫黑除恶”的经典一幕。小黄门张让之弟张朔身为县令，贪残无道却躲进“合柱”避罪，而李膺竟敢率人“破柱擒凶”，审讯后当即处决，这种“先斩后奏”的强硬，本质是对“宦官特权凌驾法律”的正面宣战。面对桓帝的诘问，他以“孔子诛少正卯”自比，不仅怼得皇帝哑口无言，更让宦官集团“鞠躬屏气”，连休沐都不敢出宫——这证明：即便在最腐朽的时代，只要有“敢碰硬”的勇气，正义的锋芒仍能刺破权力的阴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