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8章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(第3页)

名实之辩：人才选拔的价值分歧

魏明帝对“浮华之士”的警惕，点出了人才选拔中一个永恒困境——虚名与实能的背离。他将虚名比作“画地作饼”，精准揭示了形式主义评价体系的虚妄性。这种对“有名无实”的反感，反映了务实政治对表面文章的本能排斥。

卢毓的回应则展现了制度设计者的理性平衡。他并非否定明帝对虚名的担忧，而是指出“名”作为常规人才的筛选标准仍有其价值——“常士畏教慕善，然后有名”。在无法精准识别“异人”的现实条件下，通过名声考察普通人的德行修养，不失为次优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提出“验其后”的动态考核思路，将“循名”与“责实”结合，主张以实际政绩验证名声真伪，这一观点超越了简单的“反名”或“崇名”二元对立。

制度与人心：考课之争的核心分歧

当刘邵制定《都官考课法》后，朝堂争议实质指向了制度效能与人心向背的关系。崔林援引《周官》典故，强调“考课之法存乎其人”，认为制度效果取决于执行者而非条文本身。在军旅无常的动荡时期，他更推崇“举其纲”“振其领”的治理智慧，主张通过大臣表率作用带动官僚体系自律，这种“人治优先”的思路反映了传统政治对精英道德的依赖。

杜恕的论述则更为辩证。他既承认考绩制度的价值，又尖锐指出“法可粗依，其详难备举”的现实局限。“世有乱人而无乱法”的论断直击制度迷信的要害——若法律能单独发挥作用，唐虞就无需稷契、殷周不必倚重伊吕了。他提出的“州郡考士必由四科”“公卿内职俱以职考课”的分层考核方案，试图在制度刚性与执行弹性间寻找平衡，尤其强调“立必信之赏，施必行之罚”的公信力建设，这一见解至今仍具现实意义。

傅嘏从本末关系立论，认为“建官均职，清理民物”是根本，“循名考实”只是末节，批评在“本纲未举”情况下急于制定考核细则，难免舍本逐末。这种对制度优先级的思考，揭示了考核制度不能脱离整体治理框架单独生效的朴素真理。

司马光的治理智慧：至公至明为本

司马光的评论堪称点睛之笔，他将争论提升到治理哲学层面。“为治之要，莫先于用人，而知人之道，圣贤所难”的论断，承认了人才识别的永恒难度。他指出两种考核误区：依赖毁誉则善恶混淆，迷信功状则真伪难辨，而破解之道在于“至公至明”的治者之心。

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制度运行的本质——“公明者，心也；功状者，迹也”。没有公正清明的价值判断，再好的考核指标都可能沦为“曲私欺罔之资”。他提出的考察标准极具操作性：治经看博洽精通，治狱看情理冤抑，治财看仓库百姓，治兵看战胜畏服，将抽象标准转化为具体实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强调“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”的动态判断艺术，反对机械套用固定条文，这种对治理复杂性的认知远超形式主义考核思维。

余论：才性之辨的现代启示

卢毓“先性行而后言才”的用人理念，与蒋济“何必守文，试而后用”的激进观点形成对比，展现了人才选拔中德才关系的永恒张力。卢毓“才所以为善也”的论断，明确了才能的价值在于服务善政，而非单纯的能力展示，这一观点对当代人才评价仍有矫正意义。

这场争论最终“议久之不决，事竟不行”，并非制度设计不够精密，而是暴露了考核制度的根本困境：它既需要刚性标准保证公平，又需要弹性空间容纳复杂现实；既依赖制度约束权力，又不得不依靠权力执行制度。这种内在矛盾，或许正是历代考课制度屡兴屡废的深层原因。

在今天看来，曹魏考课之争留下的启示远超吏治本身：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兼顾理想与现实，平衡原则与弹性，更重要的是，制度的效能永远取决于执行过程中的公正与智慧——这正是“至公至明”穿越千年的治理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