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2章 汉纪五十一 孝灵皇帝下(第2页)

之后下诏书，任命公卿及以下官员的子弟为郎官，来填补宦官留下的职位，让他们在殿上侍奉。

乙酉日，任命太尉刘虞为大司马，封襄贲侯。董卓自己担任太尉，兼领前将军军事，加赐符节、黄钺和虎贲卫士，改封为郿侯。

丙戌日，任命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。

甲午日，任命豫州牧黄琬为司徒。

董卓带领各位公卿上书，为陈蕃、窦武以及那些党人伸冤，恢复他们的爵位，派使者去他们的墓地祭奠，提拔任用他们的子孙。

从六月开始下雨，一直下到这个月。

冬天，十月乙巳日，安葬灵思皇后（何太后）。

白波贼进犯河东，董卓派部将牛辅去攻打他们。

评论

这段记载聚焦于董卓入京后“废立擅权”的关键转折，展现了汉末权力更迭中最赤裸的暴力逻辑与士大夫群体的挣扎。从现代视角看，这段历史堪称“强权碾压传统”的典型样本：

废立：传统礼法的崩塌与强权的登场

董卓与袁绍的冲突，本质是“武力夺权”与“传统宗法”的正面碰撞。董卓一句“天下之事，岂不在我！我欲为之，谁敢不从！”彻底撕碎了“君权神授”的面纱——当权力的本质从“天命”变为“兵权”，四百余年的汉室传统便成了可随意改写的文本。

他废少帝（刘辩）立陈留王（刘协，即汉献帝）的操作，虽打着“伊尹、霍光故事”的旗号，却暴露了致命的不同：伊、霍废立有“太甲不明、昌邑千过”的明确依据，且依托朝廷共识；董卓的理由仅是“皇帝暗弱、威仪不类人君”，实质是通过废立强化个人权威。袁隗（袁绍叔父）的“报如议”与卢植的抗争形成对比，前者代表士大夫集团的妥协，后者则是传统礼法最后的坚守，但卢植最终“逃隐上谷”，说明在绝对暴力面前，道义与学识已无足轻重。

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何太后的结局：从被迁永安宫到被鸩杀，葬礼上“公卿不布服，素衣而已”，连何苗的尸骨都被掘出支解。这种对皇室成员的侮辱，彻底打破了“皇室尊严”的底线，宣告了“强权即真理”时代的到来。

士大夫的分化：妥协、反抗与逃离

面对董卓的专权，士大夫群体呈现出三种选择，预示着乱世中的生存逻辑：

蔡邕的妥协：这位因避祸流亡十二年的大儒，在董卓“我能族人”的威胁下应命，三日之内“周历三台”。他的选择折射出多数士人的无奈——在暴力胁迫下，“保全自身”往往压倒“坚守气节”。董卓对他的“敬重”，并非认同其才学，而是利用其名望装点门面，这种“合作”注定脆弱。

袁绍的反抗与逃离：袁绍“引佩刀横揖径出”，看似刚烈，实则是无力抗衡下的避祸。他逃奔冀州后，凭借“四世三公”的家族声望号召天下，代表着地方士族对中央强权的反抗。这种反抗虽暂时无力撼动董卓，却为“群雄讨董”埋下伏笔。

卢植的隐退：卢植因反对废立被免官后“逃隐上谷”，代表着不愿妥协也无力反抗者的选择。他的离去象征着传统士大夫与中央政权的决裂——当朝廷沦为军阀工具，“归隐”便成了保持气节的最后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