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4章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(第3页)

在内政方面，西晋着力化解三国遗留的民族与阶级矛盾。济阴太守文立提出的“量才叙用蜀汉名臣子孙”的建议被晋武帝采纳，朝廷不仅赦免诸葛亮之孙诸葛京、恢复其官职，还免除了蜀将傅佥家属的奴籍。这一系列举措打破了“敌友有别”的狭隘观念，体现了“天下之善一也”的治国理念，既安抚了巴蜀地区的民心，也向天下展示了西晋政权的包容性，为统一战争争取到更多支持。晋武帝对程琼等隐贤的尊重、对文立“不党”品格的认可，也反映出初期西晋朝廷对人才的重视与清明的政治风气。

东吴：权臣乱政与决策失据的衰落轨迹

与西晋的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东吴在这一时期深陷内部危机，政治腐败与决策失误不断加剧。

吴主孙皓的统治堪称东吴由衰转亡的关键推手。他重用奸佞何定——一个凭借“先帝旧人”身份上位的宦官，使其掌握粮食专卖等核心权力。何定专擅威福、敲诈勒索，甚至通过“上贡御犬”等荒诞方式敛财，一匹犬的价值竟达数十匹绢，缰绳更是标价一万钱。面对如此乱象，左丞相陆凯虽挺身而出，直言劝谏并列举何定的罪状，却遭到孙皓的猜忌与何定的报复。陆凯临终前推荐的姚信、楼玄、贺邵等贤臣未被重用，其家族反而在他死后被流放建安，这种“忠而被谤”的结局彻底寒了东吴士人的心。

在军事决策上，东吴的表现同样令人堪忧。泰始五年冬，东吴派遣多路大军进攻交趾，却因内部协调混乱收效甚微；次年，李勖因行军路线不利便擅杀向导冯斐撤军，最终被何定借机报复灭族，暴露出东吴军队纪律涣散、政军勾结的严重问题。陆抗作为东吴最后的名将，虽敏锐指出“长江天险非守国之本”，上疏提出十七条治国建议，却被孙皓束之高阁。这种对忠言的漠视与对权臣的纵容，使得东吴在与西晋的对峙中逐渐丧失优势。更具象征意义的是，吴主孙皓的堂兄、前将军孙秀因恐惧被杀，率部投奔西晋，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东吴的军事力量，更凸显了其统治集团的离心离德。

民族问题：南北政权共同面临的挑战

这一时期，民族问题成为影响南北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。西晋方面，邓艾曾收纳数万鲜卑降者置于雍、凉之间，泰始五年朝廷因担心其“久而为患”，特意任命胡烈为秦州刺史镇抚。但这一隐患最终在泰始六年爆发——鲜卑秃发树机能在万斛堆击败晋军，斩杀胡烈，随后又挫败石鉴、杜预的征讨。这场持续的西北战乱暴露出西晋对边疆民族政策的缺陷，也牵制了其南下伐吴的力量。

在北方，南匈奴五部已定居并州诸郡，与汉族杂居，并以“汉氏外孙”自居改姓刘氏。这一群体虽暂时未引发大规模冲突，但其民族认同与聚居状态已为日后的“五胡乱华”埋下伏笔，反映出三国末年民族融合与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。

历史启示：治国者的格局决定政权的命运

泰始五年至六年的历史事件，清晰展现了治国者的格局与决策对政权命运的决定性影响。晋武帝虽非完美君主，但他能采纳忠言、布局长远、包容异己，通过战略准备与内政调整凝聚国力；而吴主孙皓则沉溺于权力游戏，宠信奸佞、排斥忠良、漠视民生，最终使东吴在短短数年间由强转弱。

羊祜在荆州的“轻裘缓带”与陆抗在乐乡的“中夜抚枕”，两位名将的不同境遇恰是南北政权命运的缩影——一个在清明政治中积蓄力量，一个在腐朽统治中独木难支。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，当西晋在解决内部矛盾中不断成长时，东吴却在自我消耗中加速衰落，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，早已注定了三分归晋的最终结局。

这两年的历史也印证了一个永恒的真理：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依靠天险或武力，而是取决于民心向背、吏治清明与战略远见。西晋的崛起与东吴的衰落，不过是这一真理在三国末年的生动演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