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5章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(第3页)

而交趾战场的胜负更显讽刺：陶璜攻破交趾后，对降将毛炅施以酷刑，毛炅至死骂不绝口，反衬出东吴统治的残暴；反观西晋，虽未直接介入，却坐观东吴在南方的控制力因杀伐而瓦解。孙皓改元“凤凰”，试图以祥瑞粉饰太平，却掩盖不了内部腐朽的本质——从高层的迷信虚妄到基层的民怨沸腾，东吴的灭亡已进入倒计时。

西晋：权力博弈埋下隐忧

西晋的问题则藏在“制度表象”之下。石鉴虚报战功被罢黜，看似彰显法纪，却难掩官僚体系的虚伪；陈骞早已预言胡烈、牵弘“勇而无谋”，晋武帝却因个人偏见不予采纳，最终导致二人兵败身死，羌胡之乱愈演愈烈。这种“听不进谏言”的帝王心态，与孙皓的刚愎自用如出一辙，只是西晋凭借开国余威暂未爆发。

贾充集团的运作更具警示性。作为朝野厌恶的“巧谄”之徒，贾充因与皇室的特殊关系稳居高位，甚至能通过荀勖、冯紞的谋划，以“太子联姻”为由逃避外放。晋武帝明知贾女“五不可”（妒、少子、丑、短、黑），却在杨后与宠臣的游说下妥协，将太子婚姻沦为政治交易。这种“以私废公”的决策模式，不仅让裴楷“引贤人弘政道”的建议沦为空谈，更预示着西晋未来的权力斗争——贾南风（贾充之女）嫁入东宫，为后来的“八王之乱”埋下了直接导火索。

共性反思：统治的核心在“清醒”

无论是孙皓的“迷信误国”，还是晋武帝的“偏听失察”，本质上都是统治阶层失去“清醒认知”的表现。孙皓看不到民心向背，晋武帝摆不平私恩与国法，最终都让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滑行。而毛炅的刚烈、陈骞的远见、裴楷的直谏，虽闪现着理性光芒，却难以撼动权力结构的惯性。

这段历史证明：一个政权的衰亡，往往不是突然的崩塌，而是由无数次“明知故犯”的决策积累而成——对隐患的漠视、对私利的纵容、对忠言的排斥，最终会让看似稳固的统治，在某个临界点轰然倒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