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73章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(第2页)

冬，十一月，大举伐吴，派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兵涂中，安东将军王浑出兵江西，建威将军王戎出兵武昌，平南将军胡奋出兵夏口，镇南大将军杜预出兵江陵，龙骧将军王濬、巴东监军鲁国人唐彬出兵巴、蜀，东西共二十多万人。任命贾充为使持节、假黄钺、大都督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。贾充坚持说伐吴不利，还说自己老了，当不了元帅。诏书说：“你要是不去，我就自己去。”贾充没办法，只好接受节钺，率领中军南下驻扎襄阳，指挥各军。

马隆西渡温水，树机能等带几万人占据险要地势抵抗。马隆因为山路狭窄，就造了扁箱车，在车上装木屋，边打边前进，走了一千多里，杀了很多敌人。自从马隆西去，消息断绝，朝廷很担心，有人说他已经完了。后来马隆的使者夜里到了，武帝拍手大笑，第二天早上，召集群臣说：“要是听你们的，凉州就没了。”于是下诏给马隆假节，任命为宣威将军。马隆到了武威，鲜卑首领猝跋韩且万能等带一万多部落来投降。十二月，马隆和树机能大战，杀了他，凉州就平定了。

诏令大臣们讨论政务的增减，司徒左长史傅咸上书，认为：“公私都不富裕，是因为设的官太多。以前都督有四个，现在连监军加起来超过十个；大禹分九州，现在的刺史快翻倍了；户口比汉朝少十分之九，设置的郡县却更多；凭空设立军府，动不动就上百个，对宿卫没啥用；五等诸侯，坐着就有官属；这些人的供给，都出自百姓。这就是困乏的原因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合并官职、停止劳役，上下都务农。”

傅咸是傅玄的儿子。当时又讨论减少州、郡、县一半的官吏去务农，中书监荀勖认为：“减吏不如减官，减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。以前萧何、曹参辅佐汉朝，用清静无为，百姓安宁，这就是清心。抑制浮夸的言论，简化公文，省略细苛的规定，宽恕小过失，对喜欢变乱常规来求利的人，一定要严惩，这就是省事。把九寺并入尚书，兰台交给三府，这就是减官。如果简单规定天下官吏都减一半，恐怕文武官员、郡国职责，难易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要是有缺失，又得恢复，可能反而更繁琐，不能不慎重。”

【内核解读】

咸宁五年（公元279年）是西晋王朝发展历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。这一年发生的凉州平叛、匈奴势力崛起、伐吴决策推进等一系列事件，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晋的政治格局，更埋下了此后历史发展的重要伏笔。从现代视角审视这些事件，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古代政治运作的规律与人性的复杂面向。

军事决策中的用人之道与制度博弈

凉州之战中，司马督马隆的脱颖而出堪称古代军事人才选拔的典范。面对鲜卑首领树机能攻陷凉州的危局，马隆主动请缨，提出“募勇士三千人，无问所从来”的非常规方案，这一打破常规的用人思路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魄力。晋武帝力排众议支持马隆，体现了决策者在危机时刻的担当精神——当常规机制失效时，敢于突破既有框架启用专业人才。

马隆选拔士兵的标准极具实战导向：“能引弓四钧、挽弩九石者取之”，这种量化考核的方式确保了军队的战斗力。而他与武库令的冲突则暴露出古代后勤体系的僵化问题——武库令坚持以“魏时朽仗”充数，反映出官僚体系中按章办事有余、服务实战不足的弊端。晋武帝最终“命惟隆所取”的决策，实为打破行政壁垒、保障军事需求的关键举措，也为后世处理军政关系提供了借鉴。

反观公卿大臣的反对意见，“见兵已多，不宜横设赏募”的论调，揭示了传统官僚思维中“维稳优先”“规避风险”的保守倾向。这种对创新方案的本能排斥，在古今组织管理中都屡见不鲜，而晋武帝的“不听”则展现了领导者在战略决策中的决断力。

民族政策的困境与隐患

匈奴贵族刘渊的崛起历程，折射出古代民族关系处理的深层矛盾。刘渊兼具文武才略，“博习经史”且“猿臂善射”，却因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偏见始终难以获得信任。这种基于种族身份的歧视性判断，反映了古代中原王朝民族观念的局限性。

王浑父子对刘渊的赏识与孔恂、杨珧的警惕形成鲜明对比，实质上体现了两种民族政策思路的冲突：是“以信怀殊俗”的包容策略，还是“严防异类”的隔离策略？晋武帝最终虽未重用刘渊，却允许其继承左部帅职位，这种折衷处理既未能彻底消除隐患，也未能真正实现民族融合，为后来“五胡乱华”埋下伏笔。

从现代民族理论来看，西晋朝廷对刘渊的态度暴露了古代“华夷之辨”的认知局限——将民族身份与政治忠诚简单绑定，忽视了个体的主观选择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。刘渊后来以“汉”为国号起兵，恰恰利用了中原文化符号，这一历史反讽值得深思。

伐吴决策中的政治博弈与战略远见

西晋伐吴决策的推进过程，堪称古代战略决策机制的经典案例。王濬“三者一乖，则难图也”的上疏，精准指出了战机稍纵即逝的紧迫性，体现了前线将领对局势的敏锐判断。而杜预两度上表力陈伐吴利弊，展现了战略家的长远眼光与担当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