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04章 世祖文皇帝下(第2页)

冬天十月，皇帝回到许昌。

十一月戊申日这天是月底，出现了日食。

鲜卑族的轲比能把步度根的哥哥扶罗韩骗来杀了，步度根从此就怨恨轲比能，双方互相攻打。步度根的部落势力渐渐变弱，就带着一万多部落的人去了太原、雁门一带寻求庇护；这一年，他还派人到朝廷进贡。而轲比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出兵攻打东部大人素利。护乌丸校尉田豫瞅准机会从后面偷袭，轲比能派别部统帅琐奴抵挡田豫，结果被田豫打败。轲比能从此就对魏国怀有二心，多次侵犯边境，幽州、并州的百姓可受苦了。

评论

黄初五年（公元224年）是三国鼎立格局初步稳定后的关键一年。这一年里，魏、蜀、吴三方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领域的行动，既折射出各自的发展诉求，也深刻影响着三国力量的动态平衡。从曹魏的制度重建与军事冒险，到吴蜀联盟的微妙互动，再到边疆民族关系的暗流涌动，历史的细节中暗藏着时代的必然逻辑。

曹魏：制度重建与军事扩张的矛盾

曹丕在黄初五年的行动呈现出鲜明的“双重性”：一方面致力于恢复秩序，另一方面急于通过军事胜利巩固权威。

文化复兴的尝试：经历汉末战乱后，“学道废坠”成为突出问题。曹丕于四月“初立太学”，恢复汉代《五经》课试制度，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。它既是对儒家正统文化的回归，试图以教育重建社会伦理秩序；也是通过官方教育体系选拔人才、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。在长期战乱导致文化断层的背景下，太学的设立为曹魏政权注入了“文治”色彩，与曹操时期的“唯才是举”形成一定互补。

军事冒险的失算：与文化建设形成对比的是曹丕坚持伐吴的决策。侍中辛毘的劝谏切中时弊：“天下新定，土广民稀”，主张“养民屯田，十年然后用之”，这一观点符合战后恢复生产、积蓄国力的客观需求。但曹丕以“更当以虏遗子孙邪”反驳，暴露了其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态。最终的军事行动印证了辛毘的担忧：吴军通过“植木衣苇，为疑城假楼”构建防御体系，加之长江天险与暴风等自然因素，魏军“无所用之”，只能无功而返。此次伐吴不仅消耗了曹魏的国力，更凸显了曹丕在战略判断上的急躁——与曹操“临江而旋”的谨慎相比，曹丕缺乏对时机的精准把握。

吴蜀联盟：合作中的张力与信任博弈

吴蜀联盟在这一年呈现出“表面密切，实则微妙”的状态。

联盟的运作机制：孙权与诸葛亮通过陆逊形成间接沟通渠道，“每与汉主及诸葛亮书，常过示逊，轻重、可否有所不安，每令改定”，这一细节既体现了孙权对陆逊的信任，也反映了吴蜀沟通的审慎态度。双方通过信使往来（张温聘汉、邓芝聘吴）维持联盟关系，在对抗曹魏的大目标下保持协作。

潜在的矛盾暴露：邓芝与孙权的对话揭示了联盟的深层隐患。孙权提出“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”的设想，而邓芝直言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”，暗示灭魏之后吴蜀必然面临权力再分配的冲突。孙权的“大笑”看似化解尴尬，实则印证了双方对未来格局的清醒认知——联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，而非长久之策。这种“合作中的对抗预期”为后来的吴蜀关系埋下伏笔。

吴国的内部治理：清议政治的悲剧与权力平衡

吴国在这一年经历了内部政治风波，以张温、暨艳事件为核心，反映了江东士族政治的复杂性。

清议的激进与反噬：暨艳作为选部尚书推行“清议”，“弹射百僚，核奏三署”，试图整顿吏治、打击贪鄙，但方式过于激进：“率皆贬高就下，降损数等”“多扬人闇昧之失以显其谪”。这种做法违背了陆逊、陆瑁等人提出的“嘉善矜愚，忘过记功”“远模仲尼之泛爱，近则郭泰之容济”的温和治理原则，激化了官僚集团的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