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6章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(第2页)

十一月庚寅日，陈思王曹植去世。

十二月，皇帝回到许昌宫。

侍中刘晔深受皇帝亲近和重用。皇帝打算讨伐蜀汉，朝廷内外大臣都说不行。刘晔进宫和皇帝商议时，就说可以讨伐；出来和大臣们说，又说不行。刘晔这人有胆有谋，说什么都头头是道。中领军杨暨是皇帝的亲信大臣，也很敬重刘晔，但他坚持认为不能讨伐蜀汉，每次从宫里出来，都会去刘晔那儿，刘晔也跟他讲不能讨伐的道理。后来杨暨和皇帝讨论伐蜀的事，杨暨极力劝谏，皇帝说：“你就是个书生，哪懂军事！”杨暨谢罪说：“我说的确实不值得采纳，但是侍中刘晔，他是先帝的谋臣，也常说蜀汉不能讨伐。”皇帝说：“刘晔跟我说可以讨伐。”杨暨说：“可以把刘晔召来对质。”皇帝下诏把刘晔召来，问他，刘晔却始终不说话。后来刘晔单独见到皇帝时，责备皇帝说：“讨伐一个国家，这是重大决策，我能参与这样的大事，常常担心说梦话泄露出去加重我的罪过，哪敢跟别人说啊！用兵是讲究诡诈的，军事行动没开始前，越保密越好。陛下这么明显地泄露出去，我担心敌国已经知道了。”于是皇帝向他道歉。刘晔出来后，又责备杨暨说：“钓鱼的人钓到大鱼，就先放线跟着它，等能控制住了再拉，那就没有钓不上来的。君主的威严，难道只像条大鱼吗！你确实是个正直的臣子，但你的计策不可取，不能不深思啊。”杨暨也向他道歉。有人跟皇帝说：“刘晔不忠诚，他善于观察陛下您的心意然后迎合。陛下您可以试着和刘晔说话，都用相反的意思问他，如果他的回答都和您问的相反，那就说明他总是迎合您的圣意。如果每次回答都和您问的相同，刘晔的真实心思就再也藏不住了。”皇帝照这话去试探刘晔，果然发现了他的真实情况，从此就疏远他了。刘晔于是精神失常，被调出京城任大鸿胪，最后忧郁而死。

《傅子》说：巧妙的欺诈不如笨拙的诚实，这是真的啊！以刘晔的聪明才智和权谋，要是能秉持道德仁义，践行忠诚守信，古代的大贤之人，又怎么能超过他呢！只依靠自己的才智，不注重真诚，对内失去君主的信任，对外被世俗困扰，最终危及自身，难道不可惜吗！

刘晔曾经诬陷尚书令陈矫专权，陈矫害怕，把这事告诉了儿子陈骞。陈骞说：“主上圣明，父亲您是大臣，现在就算和皇上意见不合，最多也就是当不了三公而已。”过了几天，皇帝果然不再追究。

评论

公元232年，即曹魏太和六年、东吴嘉禾元年，三国鼎立的格局已进入相对稳定期，但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与统治阶层的决策博弈，仍在这一年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印记。透过《资治通鉴》对这一年的记载，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运作中的情感失度、战略短视与人性博弈，这些历史片段至今仍具现实镜鉴意义。

帝王情感与礼制秩序的冲突

曹魏明帝曹叡在这一年经历了丧女之痛，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礼制与情感的激烈碰撞。其爱女曹淑夭折后，曹叡不顾“八岁下殇，礼所不备”的传统礼制，执意以成人之礼厚葬，不仅追谥封号、建立庙宇，甚至要亲自送葬，此举完全突破了当时的礼仪规范。司空陈群与少府杨阜的劝谏尖锐而恳切，他们指出文皇帝（曹丕）与武宣皇后（卞太后）崩逝时明帝都未送葬，正是为了国家社稷的稳定，如今却为幼童打破制度，既不合礼法，又耗费民力。

这场冲突暴露出帝王权力与传统礼制的深层张力。曹叡的行为本质上是将个人情感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，其“举朝素衣，朝夕哭临”的安排，实质是以皇权强行改变社会运行规则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借“避衰”之名举宫迁往许昌的决定，进一步将个人情绪转化为国家行动，导致“公私烦费，不可计量”。这种因私人情感而动摇国本的决策模式，反映出曹魏中后期皇权扩张对传统政治理性的侵蚀，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