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6章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(第2页)

庐江的主簿吕习偷偷派人向吴国请求派兵，说自己愿意打开城门做内应。吴王孙权派卫将军全琮率领前将军朱桓等人去接应，等他们到了，事情却败露了，吴军只好又撤回去。

诸葛恪到了丹杨，给周边四个属城的长官都发了文书，让他们各自守好自己的地盘，整顿好军队；对于那些愿意归顺的老百姓，都让他们集中居住。然后他安排将领们，把军队部署在深山险要的地方，只修筑防御工事，不跟山民正面冲突，等山民种的庄稼快成熟的时候，就派兵去收割，一棵都不给他们留。旧的粮食吃完了，新的粮食又收不着，老百姓集中居住后，也没啥收入来源。这下山民们又饿又穷，慢慢地就出来投降了。诸葛恪又下令说：“山民只要改掉恶习，愿意归顺，都要好好安抚，把他们迁到外县去，不许怀疑他们，更不许抓他们！”臼阳县长胡伉抓到一个投降的山民叫周遗，这周遗以前是个坏蛋，因为实在没办法才暂时出来投降的，胡伉就把他绑起来送到官府。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了命令，就把他斩首示众。老百姓听说胡伉因为抓人被处死，知道官府只是想让他们出来归顺而已，于是老老小小都互相搀扶着出来投降，一年下来投降的人数，跟之前预计的一样。诸葛恪自己带领一万人，剩下的投降山民分给其他将领。吴王孙权很赞赏他的功劳，封诸葛恪为威北将军，都乡侯，还让他把军队驻扎到庐江的皖口。

评论

这段史料聚焦公元237年曹魏、蜀汉、东吴三方的历史片段，既展现了权力运作的复杂逻辑，也暴露了统治阶层的决策困境，其中蕴含的历史启示值得深思：

"天命"包装下的权力合法性焦虑

曹魏高堂隆以"黄龙现"为由主张"改正朔、易服色"，本质是通过礼制变革强化皇权合法性。魏明帝采纳此议，将历法改为《景初历》、服色尚黄，看似是顺应"土德"祥瑞，实则是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，以"天命所归"的符号化操作巩固统治。这种将自然现象政治化的手段，反映了封建王朝对"君权神授"的依赖——当军事与经济优势不足以彻底压倒对手时，意识形态的建构便成为争夺正统性的重要工具。

而"三祖之庙万世不毁"的提议更显荒诞。曹操（太祖）、曹丕（高祖）、曹叡（烈祖）中，曹叡尚在帝位却预先给自己定庙号，打破了"祖有功、宗有德"的传统礼制。孙盛批评其"当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终而豫自尊显"，直指这种急功近利的自我神化，本质是对权力传承缺乏自信的表现。皇权试图通过提前锁定"万世不毁"的地位巩固统治，反而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短视与虚浮。

军事决策中的理性与冒进

公孙渊割据辽东，魏明帝欲以毋丘俭讨伐，引发朝堂争议。毋丘俭主张"以无用之士克定辽东"，实则低估了辽东的实力与地理难度；卫臻则清醒指出：公孙渊"相承三世，外抚戎夷，内修战射"，且曹魏"百姓疲劳"，此时孤军深入必败。这场争议的核心，是"扩张欲望"与"现实条件"的冲突。

魏明帝最终拒绝谏言，导致毋丘俭兵败——大雨引发辽水暴涨，魏军后勤断绝，最终被迫撤退。公孙渊趁机自立为燕王，甚至联合鲜卑侵扰北方，使曹魏陷入被动。这一事件揭示了封建帝王决策的典型隐患：当最高统治者被"建功立业"的执念主导时，容易忽视客观条件与专业意见，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现实之上。而辽东之败的连锁反应（公孙渊称帝、边疆动荡），则印证了"冒进决策"对国家实力的反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