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7章 高贵乡公上(第3页)

而广陵筑城的失败，则体现了权臣专断的治理弊端。孙峻不顾“功费甚众”的现实，拒绝滕胤的谏止，最终“功卒不成”，既浪费了民力财力，又损害了朝廷威信。这种“举朝莫敢言”的政治氛围，与曹魏朝堂的建言风气形成鲜明对比，揭示了东吴政权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致命缺陷。

此外，孙权生前“不立太庙”到孙峻时期“始作太庙于建业”的转变，表面是礼制完善，实则反映了东吴皇权合法性的焦虑。通过尊孙权为“太祖”，试图以宗法祭祀强化统治正当性，但在内部纷争不断的现实面前，这种仪式性的努力终究难以挽回政权的颓势。

历史启示：权力、战略与治理的永恒命题

这段历史揭示了三个核心规律：其一，权力传承需要制度设计与人心凝聚的双重保障，司马氏通过军权控制与人才任用稳固地位，而东吴因内斗失势，正反案例印证了“治内方能安外”的政治铁律；其二，军事决策必须与国力相匹配，姜维的悲剧证明，脱离现实的战略野心终将反噬自身，而陈泰的成功则彰显了审时度势、精准打击的军事智慧；其三，治理效能取决于制衡机制与纳谏胸怀，曹魏因有陈泰、邓艾等务实派支撑而续命，蜀汉、东吴则因专断与内耗加速衰败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这段时期的三国博弈，本质上是不同政治模式的竞争：曹魏通过吸纳门阀士族、完善军事体系实现稳定过渡，蜀汉因理想主义的战略透支走向末路，东吴则在宗室纷争中耗尽活力。这些历史经验，至今仍在提醒我们：无论政权还是组织，唯有平衡理想与现实、兼顾效率与公平，才能在复杂博弈中屹立不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