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8章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(第3页)

东吴政权的同期记载，则呈现出另一种末世景象。吴主孙皓对祥瑞之说的迷信与对直言之士的暴虐形成鲜明反差。韦昭作为史官坚持 “文皇不登帝位当为传” 的史学原则，却因触怒君主而遭诛杀，凸显了封建皇权对文化学术的粗暴干预。孙皓强令群臣饮酒七升、酒后嘲弄公卿的行为，暴露了其自卑与暴虐交织的扭曲心理；而因爱姬夺民物被绳法，便用烧锯断陈声头颅的残酷手段泄愤，则将专制帝王的喜怒无常推向极致。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统治，不仅摧毁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作，更耗尽了东吴的民心根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两国都出现了制度性的荒诞：西晋以 “追封邓艾孙辈” 的微小补偿试图掩盖司法不公，东吴则以 “封子弟十一王” 的分封手段强化集权，却都未能触及问题本质。邓艾案中 “朝廷无为之辨者” 的集体沉默，与东吴群臣在暴君面前的恐惧自保，反映出封建官僚体系中 “明哲保身” 的生存逻辑对正义追求的压制。段灼与韦昭的不同结局 —— 前者善言未被全纳却得以保全，后者因直笔被杀 —— 则印证了 “文死谏” 的悲壮与封建政治的无常。

历史总是在重复中演进，泰始九年的这些事件所揭示的权力制衡缺失、司法不公、皇权膨胀等问题，在后世王朝中反复出现。当制度无法保障正义实现，当权力凌驾于规则之上，即便有段灼式的仗义执言、韦昭式的史学坚守，也难以扭转个体命运与王朝走向的颓势。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教训，至今仍在警示着权力监督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