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76章 世祖武皇帝中(第3页)

然而，武帝却推行“去州郡兵”政策，试图“韬戢干戈”以彰显太平。这一决策无视交州牧陶璜“州兵未宜约损”的警告，也拒绝山涛“不宜去州郡武备”的劝谏，暴露了统一后的盲目乐观。历史很快验证了隐患：“永宁以后，盗贼群起，州郡无备，不能禽制”，最终导致天下大乱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后来“刺史复兼兵民之政，州镇愈重”，形成了更大的割据隐患，为“八王之乱”与“五胡乱华”埋下伏笔。

民族政策：“徙胡”争议中的短视与恶果

郭钦关于“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”的上疏，堪称前瞻性的战略预警。他指出魏以来“西北诸郡皆为戎居”的现状，警告“百年之后胡骑三日至孟津”的危机，建议借平吴之威调整民族布局。这一建议若被采纳，或许能延缓西晋的民族危机。

但武帝“不听”的态度，反映了西晋统治阶层的短视。汉魏以来将少数民族内迁的政策，本是为了补充劳动力与兵源，却因缺乏配套的融合措施，积累了深重的民族矛盾。郭钦的“万世之长策”被搁置，最终使得“戎狄强犷”的隐患爆发，成为西晋灭亡的重要推手。这种对潜在危机的漠视，与武帝后期“颇事游宴，怠于政事”的状态形成呼应，揭示了王朝由盛转衰的精神根源。

权力异化：统一后的腐化与崩塌前奏

太康二年的历史细节，勾勒出西晋统治阶层的迅速腐化。武帝“选孙皓宫人五千人入宫”，后宫“殆将万人”，甚至“乘羊车恣其所之”，沉迷享乐；外戚“三杨”（杨骏、杨珧、杨济）“交通请谒，势倾内外”，旧臣被疏退，标志着皇权旁落与政治黑暗。

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两类人的坚守：诸葛靓“终身不向朝廷而坐”，以沉默反抗新朝，坚守亡国遗臣的气节；周浚在扬州“宾礼故老，搜求俊乂”，以威惠并行赢得吴人悦服，展现了务实的治理智慧。但个体的坚守难以扭转整体的颓势，武帝的怠政、门阀的专权、制度的隐患，共同构成了西晋短暂统一后的“盛世危局”。

结语：历史的镜鉴——功过、制度与人心

西晋平吴后的这段历史，本质上是一场“成功后的溃败”。统一的辉煌掩盖了权力分配的不公、制度设计的短视与统治阶层的腐化。王濬的“功重报轻”揭示了门阀政治对公平的破坏，“去州郡兵”与“拒徙胡”暴露了战略眼光的缺失，武帝的怠政与“三杨”用事则宣告了权力监督的失效。

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镜鉴深刻而沉重：统一的成果需要制度的保障，功勋的评定应当超越权力博弈，民族的融合需要长远的规划，而统治者的清醒与自律，更是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。西晋在短暂的统一后迅速走向崩溃，恰恰印证了这些历史规律的残酷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