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6章 孝惠皇帝中之上(第2页)

孙惠也上书说：“天下有五难、四不可，而您都占全了。冒着刀剑冲锋陷阵，这是一难；招集天下英雄豪杰，这是二难；和将士们同甘共苦，这是三难；以弱胜强，这是四难；复兴皇室大业，这是五难。巨大的名声不能长久承受，伟大的功劳不能长久拥有，重大的权力不能长久把持，崇高的威望不能长久保持。大王您做这些难事却不觉得难，处在这些不该处的位置却认为可以，我实在很担忧。您应该想想功成身退的道理。尊崇并亲近皇室宗亲，推举并信任身边的人，把重任交给长沙王和成都王，拱手作揖，回到自己的封国，这样您就能像太伯、子臧一样美名流传了。现在您却忘了身处高位的危险，贪图权势而遭人猜疑，虽然您在高台上游玩，在重重城墙内逍遥自在，但我私下觉得，您现在面临的危亡之忧，比在颍水、阳翟作战的时候还要严重。”司马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孙惠便称病离职。司马冏问曹摅：“有人劝我交出权力回到封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曹摅说：“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走向衰落，大王您要是真能身处高位而考虑到危险，果断辞官离去，那可就再好不过了。”司马冏不听。

张翰和顾荣都担心会遭遇灾祸。张翰因为秋风起，想起了家乡的菰菜、莼羹和鲈鱼脍，感叹道：“人生贵在顺遂自己的心意，要富贵有什么用呢！”说完就离职离开了。顾荣故意整天喝得烂醉，不理府中的事务，长史葛旟因为他不履行职责，就告诉司马冏，把顾荣调任为中书侍郎。颍川的隐士庾衮听说司马冏一年都不去上朝，叹息道：“晋朝王室要衰落了，祸乱就要兴起了！”于是带着妻子儿女逃到林虑山中。

“内核解读”

西晋太安元年（公元302年），是“八王之乱”与巴蜀动荡交织的关键年份。这一年的历史记载，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西晋王朝在政治、军事、社会等层面的全面危机，也为后续的王朝崩溃埋下了伏笔。

皇权旁落与储位之争：西晋统治核心的动摇

这一年的储位变动极具政治象征意义。晋惠帝司马衷子孙凋零，大司马司马冏为巩固权力，刻意立年仅八岁的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，自己则进位太子太师，形成“挟幼主以专权”的格局。这种操作看似稳固了司马冏的地位，实则暴露了西晋皇权的空心化——皇帝沦为傀儡，储位成为权臣博弈的工具，宗室内部的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。

司马冏的专权模式并非孤例，而是西晋“八王之乱”的典型特征。从贾南风乱政到赵王伦篡位，再到司马冏起兵“兴复皇业”，权力始终在宗室诸王手中流转，却无人真正维护中央权威。这种“谁掌权谁专断”的恶性循环，让西晋的官僚体系与统治根基不断被侵蚀。

巴蜀动荡升级：流民起义与地方失控

在西晋中央陷入内斗的同时，巴蜀地区的流民起义呈现燎原之势。李特率领的流民武装在这一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：先是击溃河间王司马颙派遣的督护衙博，攻占梓潼、巴西等地；继而击败广汉太守张微、益州刺史罗尚的多路围剿，甚至一度进攻成都，焚烧城门。至年末，李特已自称大将军、益州牧，控制了巴蜀核心区域，其势力“众各数万”，连南中地区的大姓李睿、毛诜等也起兵响应。

李特起义的背后，是西晋对边疆与流民政策的彻底失败。自元康年间（公元291年至公元299年）关中大旱以来，大量流民涌入巴蜀求生，却遭到当地官府的残酷压榨（如罗尚曾下令驱逐流民，限期返乡）。官府的冷漠与宗室诸王的内斗，让流民群体彻底失去了对西晋朝廷的信任，最终走向武装反抗。而中央朝廷在平叛过程中调度混乱（如河间王司马颙、益州刺史罗尚、梁州刺史许雄各自为战），进一步助长了起义军的气焰。

司马冏专权与统治集团的腐化：危机的根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