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3章 孝愍皇帝上(第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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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如的残余党羽涪陵的李运、巴西的王建等人，从襄阳带着三千多家进入汉中。梁州刺史张光派参军晋邈带兵去阻拦。晋邈收了李运、王建的贿赂，就劝张光接受他们投降，张光听了，让他们住在成固。没过多久，晋邈看到李运、王建他们这帮人有好多珍宝，就想全部据为己有，又跑去劝张光说：“李运、王建这帮人，不务正业，不搞农业生产，整天就知道制造兵器，他们心思难测，不如把他们全杀了。不然的话，肯定会出乱子。”张光又听了他的。五月，晋邈带兵攻打李运、王建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建的女婿杨虎收拢剩下的人攻打张光，驻扎在厄水。张光派他儿子张孟苌去讨伐，没成功。 五月十五日，朝廷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左丞相、大都督，督管陕东的各项军事；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、大都督，督管陕西的各项军事。皇帝还下诏说：“现在要消灭那些乱臣贼子，把先帝的灵柩迎回来。命令幽州、并州两州整军三十万，直接杀到平阳；右丞相应该率领秦州、凉州、梁州、雍州的军队三十万，直奔长安；左丞相率领自己的二十万精兵，直接打到洛阳。大家一起按约定的时间行动，成就大功。”

汉中山王刘曜驻扎在蒲坂。

石勒派孔苌攻打定陵，杀了田徽。薄盛带着自己的部下投降了石勒，崤山以东的郡县，一个接一个地被石勒占领。汉主刘聪任命石勒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。乌桓也背叛了王浚，偷偷归附了石勒。

【内核解读】

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西晋末年天下分崩离析的混乱图景，政权更迭、军阀割据、族群博弈与士民迁徙相互交织，展现出乱世之中权力运作的残酷逻辑与人心向背的历史必然。透过字里行间，可从多个维度剖析这段动荡历史的深层肌理。

权力真空下的地盘争夺：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

兖州刺史职位的“一官多授”现象，堪称当时政权分裂的缩影。刘琨、荀籓、琅邪王睿各自委派刺史，形成“三人各屯一郡，兖州吏民莫知所从”的荒诞局面。这背后是中央权威崩塌后，地方实力派“谁兵强马壮谁就有理”的丛林法则。这种无序争夺不仅消耗了有限的抗乱力量，更让百姓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，凸显出西晋末年行政体系的彻底瓦解。

而王浚与段疾陆眷的反目，则揭示了军阀联盟的脆弱性。王浚试图通过拉拢拓跋猗卢、慕容廆讨伐段氏，却因段部实力强劲而失败。这种“以夷制夷”策略的破产，说明在乱世中，没有永恒的盟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石勒趁机攻灭李恽、收纳薄盛，山东郡县“相继为勒所取”，则展现了强者吞并弱者的必然趋势，为后赵政权的崛起埋下伏笔。

治理能力的优劣分野：慕容氏崛起的关键密码

在北方诸多势力中，慕容廆的脱颖而出绝非偶然。史料明确指出：“唯慕容廆政事修明，爱重人物，故士民多归之。”与王浚“不能存抚，政法不立”、段氏兄弟“专尚武勇，不礼士大夫”形成鲜明对比，慕容廆“举其英俊，随才授任”，构建起由裴嶷、阳耽、黄泓等中原名士组成的智囊团。这种人才政策的差异，直接导致“中国士民避乱者”在经历王浚、段氏的失望后，纷纷投奔慕容氏。

裴嶷选择慕容氏的理由极具代表性：“慕容公修仁行义，有霸王之志，加以国丰民安，今往从之，高可以立功名，下可以庇宗族。”这段对话揭示了乱世中民众的核心诉求——安全保障与发展空间。慕容廆通过“修明政事”“爱重人物”，构建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，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相比之下，王浚虽有地理优势却“刑政不修”，最终导致“士民往往复去之”，其败亡是治理能力缺失的必然结果。

南北士族的矛盾激化：东晋政权的潜在危机

琅邪王睿（即后来的晋元帝）阵营内部的矛盾，预示着东晋政权先天存在的结构性危机。“睿左右用事者，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，驾御吴人，吴人颇怨”，这种外来士族对本地士族的压制，引发了吴兴周氏的强烈不满。周玘“阴与其党谋诛执政”事泄后忧愤而死，临终遗言“杀我者，诸伧子也；能复之，乃吾子也”，将南北士族的仇恨推向顶点。

陈頵的遭遇则暴露了南迁士族的积弊。他尖锐指出僚属“养望自高”是“前车已覆而后车又将寻之”，建议严惩“临使称疾者”却遭拒绝；反对滥用《己亥格》封赏，认为“金紫佩士卒之身，符策委仆隶之门”有损名器，结果因“数为正论”被排挤出府。这种对积弊的纵容和对直言之士的打压，显示出南迁统治集团未能吸取西晋灭亡的教训，为东晋后来的“王敦之乱”“苏峻之乱”埋下隐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