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84章 康皇帝(第2页)

赵国平北将军尹农攻打燕国的凡城，没打下来就回去了。

汉国太史令韩皓上奏说：“火星守在心宿，这是宗庙没有好好祭祀的谴责。”汉国君主李势让群臣讨论这事。相国董皎、侍中王嘏认为：“景皇帝、武皇帝开创基业，献皇帝、文皇帝继承根基，关系亲近的祖先不远，不应该疏远断绝祭祀。”于是重新把成始祖、太宗都作为祭祀对象，都称作汉。

征西将军庾翼派梁州刺史桓宣在丹水攻打赵国将领李罴，被李罴打败，庾翼把桓宣贬为建威将军。桓宣又惭愧又气愤，生了病，秋天，八月庚辰日，去世了。庾翼让长子庾方之担任义城太守，代替桓宣统领他的部众；又让司马应诞担任襄阳太守，参军司马勋担任梁州刺史，驻守西城。

中书令褚裒坚决推辞重要职位；闰月丁巳日，任命褚裒为左将军、都督兖州、徐州的琅邪等地军事、兖州刺史，镇守金城。

晋康帝病重，庾冰、庾翼想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继承人；中书监何充建议立皇子司马聃，晋康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九月丙申日，立司马聃为皇太子。戊戌日，晋康帝在式乾殿驾崩。己亥日，何充按照遗旨奉太子即位，大赦天下。因此庾冰、庾翼特别恨何充。尊奉皇后褚氏为皇太后。当时晋穆帝才两岁，太后临朝处理政事。何充加任中书监，录尚书事。何充自己陈述既然已经录尚书事，就不适合再监中书；朝廷答应了，又加任他为侍中。

何充认为左将军褚裒是太后的父亲，应该总管朝政，上疏推荐褚裒参与录尚书事；于是任命褚裒为侍中、卫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持节、都督、刺史的职位不变。褚裒因为是皇帝近亲，害怕被人非议，上疏坚决请求到外地任职；于是改授都督徐、兖、青三州以及扬州的两个郡的军事、卫将军、徐、兖二州刺史，镇守京口。尚书上奏说：“褚裒见太后，在朝堂上按照臣子礼仪，私下见面就像严父。”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。

冬天，十月乙丑日，把晋康帝葬在崇平陵。

江州刺史庾冰生病了；太后征召庾冰来辅佐朝政，庾冰推辞，十一月庚辰日，去世。庾翼考虑到家族和国家的事情，留下儿子庾方之担任建武将军，驻守襄阳。庾方之年纪小，让参军毛穆之担任建武司马来辅佐他。毛穆之是毛宝的儿子。庾翼回到夏口镇守，朝廷下诏让庾翼再都督江州，又兼任豫州刺史。庾翼推辞豫州刺史的职位，又想把镇守地移到乐乡，朝廷下诏不允许。庾翼就修缮兵器，大规模屯田储存粮食，为以后的行动做准备。

赵王石虎在灵昌津造河桥，采集石头做河中的桥墩，石头一放下去就随着水流冲走了，花了五百多万的人力都没把桥建成，石虎生气了，把工匠杀了，就停工了。

【内核解读】 这段记载浓缩了公元344年东晋、后赵、前燕、成汉等多国并立时期的政治博弈、军事冲突与人性挣扎，从现代视角看，其中的权力逻辑、决策困境与人性弱点仍具启示意义，可从四个核心维度展开评论：

暴君统治的“自我毁灭逻辑”：石虎的权力狂欢与治理崩塌

后赵君主石虎的行为，是古代专制暴君的典型样本——他将权力异化为“个人意志的无限延伸”，却完全无视治理的基本规律。

--迷信主导决策，资源极度浪费：因“白雁聚宫”的谶语就搁置百万大军的行动，因“火星守房宿”的星象就腰斩重臣王波及其四子（事后又追赠补偿，暴露决策的随意性）；造灵昌津河桥时，耗五百万人力却因石料冲毁而杀工匠停工。这种“迷信+暴虐”的决策模式，本质是将国家公器当作满足个人猜忌与虚荣的工具，最终只会透支民力、瓦解统治基础。

--强权下的“统治悖论”：石虎试图用“百万大军”“宫殿营造”彰显权威，却忽视了“民心是权力的根基”。太史令赵揽用谶语劝止南征，本质是借迷信说出“民力已竭”的实情；而他对王朗的纵容、对王波的牺牲，则暴露了暴君统治的致命缺陷——权力缺乏约束时，“亲信”与“重臣”都只是随时可弃的棋子，最终必然导致朝堂离心、无人敢言。

君臣关系的“永恒困局”：慕容皝的“用人与防人”及慕容翰的悲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