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3章 邵陵厉公下(第2页)

三月，诸葛恪大规模征调州郡二十万人，又去攻打魏国。让滕胤做都下督，负责留守的事。夏天四月，吴国大赦天下。

蜀汉的姜维觉得自己熟悉西边的风俗，又有本事又能打，就想拉拢那些羌人、胡人当帮手，觉得从陇地往西都能归自己。以前每次他想大规模出兵，费祎都不同意。给他的兵最多不超过一万，还说：“咱们跟丞相比差远了，丞相都没能平定中原，何况咱们呢！不如先保住国家，治理好百姓，守好江山，要是想成就功业，那就等有能力的人来，别想着靠运气，把成败都押在一次行动上。要是没达到目的，后悔都来不及。”等费祎死了，姜维终于能按自己想法来了，就带着几万人出了石营，去包围狄道。

吴国的诸葛恪去攻打淮南，抢了不少老百姓。有些将领就跟诸葛恪说：“现在咱们带兵往深处走，边境的老百姓肯定都跑光了，士兵累得半死，可能也捞不到啥功劳，不如就围着新城，新城被困住，他们肯定来救，等救兵来了再想办法，这样就能大获全胜。”诸葛恪听了他们的建议，五月，就回去包围新城。

魏国这边下诏，让太尉司马孚带着二十万大军去救援。大将军司马师问虞松：“现在东边西边都有事，两边都着急，可将领们都没斗志了，咋办啊？”虞松说：“以前周亚夫在昌邑坚守，吴、楚的军队自己就败了，有些事看着弱，其实强，得看明白。现在诸葛恪把精锐都带来了，虽然能折腾一阵，但他守着新城，就是想打一仗。要是他攻城攻不下来，又没人跟他打，军队累了，肯定自己就撤了，将领们不直接进攻，这对您来说是好事。姜维虽然带了不少兵，但他孤军深入来配合诸葛恪，只能吃咱们的麦子，不是能长期作战的敌人。而且他觉得咱们会全力对付东边，西边肯定空虚，所以才直接进攻。现在要是让关中的军队加速赶路，出其不意，他估计就得跑。”司马师说：“好！”就派郭淮、陈泰带着关中所有军队，去解狄道之围；让毋丘俭等人按兵不动，守好就行，把新城丢给吴国。陈泰到了洛门，姜维粮草没了，就撤回去了。

扬州牙门将涿郡的张特守新城。吴国军队攻打了好几个月，城里一共三千士兵，生病和战死的超过一半，诸葛恪堆起土山猛攻，城都快守不住了。张特就跟吴国军队说：“现在我们不想打了。但魏国法律规定，被攻打超过一百天，救兵还没到，就算投降，家人也不会受罚。从开始打仗到现在，都九十多天了，这城里本来有四千多人，战死的已经过半，城虽然要被攻破了，但还有一半人不想投降，我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，把想投降和不想投降的分开，明天一早把名单给你们，先把我的印绶给你们当信物。”说完就把印绶扔给了吴国人。吴国人听他这么说，没拿印绶。张特就连夜拆了各种房屋的木材和栅栏，把城墙缺口补上，修成双层的。第二天，他跟吴国人说：“我们就打算战斗到死！”吴国人听了气坏了，接着进攻，但就是攻不下来。

这时候赶上大热天，吴国士兵又累又热，喝了水就拉肚子、身体浮肿，一大半人都生病了，死伤的人到处都是。各个营帐的官吏每天都报告说生病的人太多，诸葛恪觉得他们在撒谎，还想杀了这些官吏，从那以后就没人敢说了。诸葛恪心里知道自己这招不行，但又觉得城攻不下来太丢脸，脸上全是气。将军朱异因为军事上的事跟诸葛恪顶了几句，诸葛恪马上就夺了他的兵权，把他赶回建业。都尉蔡林好几次给诸葛恪出主意，诸葛恪都不用，蔡林就骑马投奔魏国了。魏国将领们看吴国军队累得差不多了，就派出救兵。秋天七月，诸葛恪带兵撤退，士兵们伤病严重，一路上拖拖拉拉，有的倒在路边沟里，有的被魏军抓走，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很惨，大家唉声叹气。但诸葛恪跟没事人一样，还在江中小洲上待了一个月，打算在浔阳开垦田地。朝廷诏书一个接一个催他回去，他才慢慢往回走。从这以后，老百姓对他失望透顶，抱怨声一片。

汝南太守邓艾跟司马师说：“孙权已经死了，吴国大臣还没完全归附新主。吴国那些有名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，仗着势力，随时能违抗命令。诸葛恪刚掌握国家大权，国内又没有能真正管住他的君主，他也不想着安抚上下，打好根基，就知道对外折腾，还虐待老百姓。带着这么多人去攻打坚固的城池，死了好几万，最后带着灾祸回去，这就是他要倒霉的时候了。以前伍子胥、吴起、商鞅、乐毅，都是被当时的君主重用，君主一死他们就失败了，何况诸葛恪的才能比不上这四位，还不考虑大的隐患，他的灭亡指日可待啊。”

【内核解读】

嘉平五年（公元253年）是三国后期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。这一年里，魏、蜀、吴三国接连发生重大政治军事事件，权力更迭、军事博弈与人性挣扎交织上演，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镜鉴。透过这些事件的表象，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运作的规律与个人选择对历史走向的影响。

信任的代价：费祎之死与政治安全的边界

蜀汉大将军费祎在汉寿的宴会上被降将郭修刺杀，成为三国时期最具警示性的政治悲剧之一。费祎"资性泛爱，不疑于人"的性格特质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了致命弱点。越巂太守张嶷曾以东汉岑彭、来歙遇刺的历史教训警示他，提醒其"待信新附太过"的风险，但费祎未能采纳这一重要谏言。

这一事件揭示了政治信任的悖论：领导者既需要展现包容以凝聚力量，又必须建立必要的安全边界。费祎对降将郭修的过度信任，本质上混淆了个人道德与政治理性的界限。而曹魏政权对郭修的追封，则将刺杀行为政治化，凸显了三国时期"敌之敌即为我之友"的实用主义外交逻辑，也反映出乱世中道德评判标准的扭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