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1章 孝怀皇帝中(第2页)

左积弩将军朱诞跑去投靠汉国，把洛阳城孤立又势弱的情况全说了，还劝汉主刘渊攻打洛阳。刘渊就任命朱诞为前锋都督，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，带兵攻打黎阳，一下就攻克了。又在延津打败王堪，把三万多男女老幼都扔到黄河里淹死了。刘渊听说这事儿，气坏了，说：“刘景还有脸来见我？老天爷都容不下他！我就想收拾司马家的人，老百姓有啥罪？”就把刘景降为平虏将军。

夏天，大旱，长江、汉水、黄河、洛水全都干涸了，人都能直接走过去。

汉国的安东大将军石勒进犯巨鹿和常山，手下人马达到十多万。他把有身份地位、有文化的人集中起来，单独成立了个“君子营”。他让赵郡的张宾当出谋划策的主心骨，刁膺当得力助手，夔安、孔苌、支雄、桃豹、逯明这些人当手下猛将，并州的那些胡人和羯族人大多都跟着他干。

一开始，张宾喜欢读书，豁达又有大志向，经常把自己比作张良。等石勒打到山东的时候，张宾就跟身边的人说：“我看了这么多将领，就这石勒最厉害，能跟他一起干成大事！”于是提着剑就到军营门口，大喊着要见石勒，石勒一开始也没觉得他有啥特别的。后来张宾好几次给石勒出主意，结果都跟他说的一样。石勒这才觉得他厉害，任命他为军功曹，啥事儿都跟他商量。

汉主刘渊任命王弥为侍中，都督青、徐、兖、豫、荆、扬六个州的军事，征东大将军，青州牧，让他和楚王刘聪一起攻打壶关，任命石勒为前锋都督。刘琨派护军黄肃、韩述去救援。刘聪在西涧打败韩述，石勒在封田打败黄肃，还把他俩都杀了。太傅司马越派淮南内史王旷、将军施融、曹超带兵去抵挡刘聪他们。王旷渡过黄河后，想一路猛冲过去，施融说：“敌人会凭借险要地势偷袭，咱们虽然有几万人，但还是相当于一支军队独自面对敌人。咱们应该先靠着河水坚守，观察形势，再做打算。”王旷生气地说：“你想扰乱军心吗？”施融退下来说：“敌人擅长用兵，王旷却看不清形势，咱们这回死定了！”王旷等人翻过太行山，和刘聪在长平之间遭遇，王旷的军队被打得大败，施融和曹超都战死了。

刘聪就这么顺利地攻破屯留和长子，一共杀了一万九千人。上党太守庞淳献出壶关，向汉国投降。刘琨任命都尉张倚兼任上党太守，据守襄垣。

【内核解读】

永嘉三年（公元309年）的历史记载，如同一幅浓缩的乱世画卷，将西晋末年的政治昏乱、军事颓势与社会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段史料不仅记录了政权更迭的关键节点，更暗藏着对权力、人性与历史规律的深刻启示，值得从现代视角进行多重解读。

政治决策的短视与战略误判

西晋政权在这一年的表现，堪称“系统性短视”的典型。太傅司马越作为掌权者，其核心决策始终围绕“巩固个人权力”而非“挽救王朝危局”展开：他诛杀缪播等心腹大臣，导致晋怀帝彻底沦为傀儡，朝堂之上人心惶惶；罢黜所有有侯爵的宿卫武官，改用东海国私兵守卫皇宫，看似强化了个人控制，实则瓦解了中央禁军的战斗力与忠诚度，将朝廷安全系于一己之私。这种“内斗优先于外患”的政治逻辑，与现代管理学中的“内耗型组织危机”高度吻合——当核心领导层将精力用于权力倾轧而非系统风险防控时，组织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。
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汉主刘渊的战略决断。在太史令宣于修之的建议下，刘渊果断迁都平阳，既摆脱了蒲子的地理局限，又借助“气象方昌”的舆论营造，完成了政权升级的关键一步。这种基于现实评估与长远布局的决策，展现了新兴政权的活力。而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汉国后，精准指出洛阳“孤弱”的致命缺陷，更印证了西晋统治核心的空虚——当内部人才持续流向敌对阵营时，政权的合法性与吸引力已荡然无存。